在德国刑法已经逐渐抛弃李斯特鸿沟接受罗克辛贯通的基础上，我国没有大量研究刑事政策是否应当影响刑法的必要性。
{5}David Mayers, George Kennan and the Dilemmas of US. Foreign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进入专题： 中国特色 国安法治 。这一阶段的标志，是以十八届二中全会以来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为界线，凸显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不能轻易照搬西方，而是要驱散西方媒体的非理性舆论，重塑有法可依的理性期待和战略预判，这是一个成熟大国文明崛起的重要保障。
而夺利导向，必然会导致全球争霸。第一，它能宣示法定立场、摒弃猜测，便于国际上的学者、官员、商人等跨国接触者获得有法可依的研究依据和行为框架。这第三波中国文明的研究热潮表明：世界已经认识到了中国的发展路径异于欧洲，尚需认知中国崛起是源于自身文明。这三大和谐关系维系着社会氛围上的重礼平和，摒弃贪婪，戒除掠夺，维系均平。从古希腊时期民主哲学，转移到古罗马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又发展到近现代英法德等欧陆哲学，通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持不同语言的哲学家思考，围绕着希腊诸神、基督教、政教关系、启蒙觉醒、理性认知等主题，串联起了人神关系的哲学讨论。
可见，欧洲均势、冷战后的洲际均势思维，依然发挥着历史认知的惯性作用。相反，恰是看到了整体性的贫富不均必然会威胁内部稳定，和安文明往往是固守均平理念，摈弃利益至上、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石。[13] 具体内容可参见高其才等：《当代中国法律对习惯的认可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六、七、八、九章。
上述因素也就决定了以不否认进行间接承认方式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客观存在，并不一定反映了有权主体的真实意思，因此具有随时被取消承认地位的可能性。参见[英]莱斯利·格林：《国家的权威》，毛兴贵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页79。从立法层级来说，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再到自治法规，都存在大量的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直接认可的规范，专门的研究成果业已问世。[15]这就说明，大量增加的地方性管理事务被乡里空间的自治消化掉了，而这种乡里自治的依据，就是大量的习惯法规范。
因此，为了摆脱这种弱势并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习惯法最明智的出路就是寻求更高的地位并最终进入硬法规范。梁剑兵：《软法的一般原理》，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一般而言，由于少数民族习惯法更贴近基层乡土生活，故特定的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习惯法的认同度往往高于国家法。[16] 云南文山州府所在地文山市红旗办事处旧平坝上寨壮族自然村，自20世纪8 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旧平坝上寨就出现了一种选任村干部的特有方式——抽签。该界定的问题并非对习惯和习惯法的混淆，而在于未能明确这里习惯的广义属性。虽然可以通过适当的理论阐释和引申能够实现法治本土资源论对习惯法问题的指导价值，但这种理论阐释和引申的过程却被绝大多数的习惯法论者忽略了（两者关系详见下图）。
其二，在法律层面，一方面强化《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国家法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问题上的示范效应，将具体的承认原则充实其中。虽然在通常的学理解释中，排斥习惯法被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题中之义，[29]然而这种认知在实践中却并非铁板一块。于是全村人又恢复了原样——抽签选出了既定的新一届村委会，这种做法一直持续至今。四是无悖于公共秩序、利益。
[1]于是，国家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承认问题也就成为贯通习惯法的理论研究和规范分析两个层面的逻辑节点。其二，综合性民族立法中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承认，以菲律宾1997年通过的《土著人民权利法》为典型。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秩序环境，千百年来习惯法赖以存续的相对稳定的基层群体文化也开始发生间歇式的动荡，一些传统的价值观被不断颠覆、解构，习惯法规范的内核正在不断重塑。寨上家禽家畜瘟死、小孩得病都被认为是其放鬼所致。
参见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页259。《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对于国际法渊源的规定中就包括国际习惯（internationgnal custom），而学理上除此外还接受近似于习惯法的一般实践或做法（a general practice）。可见，国际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承认一般采概括性直接承认的方式，但大多局限在中观的层面，而直接针对本文论题的微观视角则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35] （二）几点经验 第一，规范建构的体系化。这种标准体系在国家法规范中直接体现为承认习惯法时所确定的原则结构。第三，国家法禁止而习惯法主张的冲突情形，如宪法第49条规定了父母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此外，一些国家在具体的执法领域也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如南非于1998年制定的《承认习惯法婚姻法》（South African Recognition of Customary Marriage Act）就对依据部落习惯法（而不是南非《婚姻法》）缔结的婚姻效力给予法律的正式承认，不仅实现了习惯法规则的升华，而且还趁机纠正了其与国家法的抵触之处。
目前聘有近20名专职调解员，包括羌首和端公8人。但是这种间接承认的范式一般具有不稳定性和过渡性的特点。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决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三、如何：国家法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路径 由于发展程度和立法的局限，目前我国的国家法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承认路径尚无规范安排，故仅能从实践出发且作初步的总结。
一些成果已经开始注重在习惯法和软法二元视角下结构其与国家法的关系问题。[2]笔者认为，应当采取超越简单的异同的静态视角，而将两者置于同一逻辑层面作为关系探讨的前提：习惯是基于特定的认知和思维惯性所产生的行为，偏重主观能动。二是专门立法中对本法范畴内的变通和补充规定的制定权的授予，如《民族区域自治法》第73条、《婚姻法》第50条、《继承法》第35条、《森林法》第48条、《收养法》第32条等，这类规定的授权对象包括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处理与指导性案例相类似案件时，要遵照、遵循指导性案例的裁判尺度和裁判标准。
[1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7条对交易习惯进行了专门界定：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虽然近年来相关成果逐渐丰富，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进路的桎梏。
[24]其二，针对性的直接确认。[27] 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代表成果如苏永生：论罪刑法定原则与民族习惯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5期。
[2]但是，由于习惯法效力的发生仍需大量依靠主观机制（即行为人由于畏惧客观制裁的实现而选择主动遵循相应规则行为）的作用，因此习惯和习惯法在指导行为的主观性上就出现了耦合。[17]另一方面，国家法源于城市治理，居庙堂之高，欲自上而下成举国凛遵之势而不易实现。
而现行宪法第4条第四款事实上既是对1954年宪法的传承，又是对新时期相关立场的再次明确。因此，习惯法需要向更高层次的法形式转化以获得更加稳定的生存环境。[11] 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梅因、卡特、伯尔曼、赫尔佐克，社会法学派的萨姆纳、韦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的恩格斯，都对进化命题有过相应的阐述。五、几何：初步的结论 首先，对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关系基本认知立场的纠偏。
但从应然的层面来说，对于司法实践中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成功个案，一套科学、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完全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标准，从而促使承认的立场、方案、规则、思维、理念和精神形成模块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微观的、直接针对本文论题的则是指既明确了少数民族主体、又明确了习惯法内蕴的情形（如《美洲土著人权利宣言》）。
参见高其才：《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298-299。出于法无明令禁止皆可行的基本法理，只要有权主体对于特定的习惯法规范不予否认，即可以认定其间接得到了承认。
然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产生与发展固然与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有莫大关联，但却不能因此而彻底割裂其同国家法的内在关联。村干部也建议先勿抓人，如果政府把人抓走，以后张光林（李格略之夫）家在这里更住不安。
